数字经济人才建设新思路

2018年以来,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建设重点,部分政府还同步推进数字城市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数字中国战略的落地。

《數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指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8%。从省级行政区的数字经济建设行为来看,截至2020年1月底,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10个明确制定了“数字经济类相关规划”,有13个提出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行动计划”“实施意见”或“重大工程”等举措。

数字经济人才的定义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人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多数研究机构将数字经济人才定义为拥有ICT专业技能的人,本研究将数字经济人才定义为“服务于数字经济领域,负责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中高层管理人才,以及具有ICT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的统称”。为了清晰界定数字经济人才边界,本研究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明确了各层次的人才定义。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息传输业等与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分析和展示直接相关的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的“数字经济人才”是企业中高层管理人才和除人力、财务等职能部门以外的其他技术人才。

数字经济关联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传感器、服务器、网络设备、VR设备等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经济关联产业中的“数字经济人才”是企业中高层管理、软硬件研发和信息化人才。

其他产业,包括上述核心产业和关联产业以外的所有其他行业,包括政府、农业、金融、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其他产业中“数字经济人才”是组织中的信息化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地方政府推进数字经济人才建设的主要举措

通过梳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以及杭州、合肥、福州等典型城市发布的与数字经济人才相关的文件,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人才“供需失衡”是多数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建设的痛点、难点所在。作为应对,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化数字经济人才引进、培养和留用的相关政策,涵盖了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载体搭建、创新激励机制设计、政策保障七个方面。

1.正规教育培养。鼓励辖区内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相关的课程,设置诸如“大数据与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智能体育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和“智能医学工程”等一批新专业。截至2020年2月,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大数据与数据科学专业”在普通高等学校的备案数量达446所,“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在高职院校的备案学校数量达1355所。各地政府通过强化多渠道学历教育,培育促进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与其他专业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扩大“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专业人才输出规模。

2.探索跨界人才联合培养制度。加快构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联动的人才需求对接和定向培养机制,鼓励骨干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共同建设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面向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发展订单制、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3.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招引。当前,福建、山东、广东等多个省份都明确提出要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引进,重点招引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和经验的学科带头人、技术领军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这部分人才招引,一方面参照国家既有的科技人才政策,招引诸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人选、“长江学者”“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等。另一方面,结合各省市个性化的人才政策和计划,如“泰山学者”“龙江学者”“海河英才”“海鸥计划”“数字工匠”等。此外,福建等省份还创新提出“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柔性引才方式,通过任务外包、产业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全球信息化人才服务本地的数字经济建设。

4.落地“大院大所大实验室”等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各地政府加快组建数字经济研究院,积极联合国内外优秀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和院士工作站等。

5.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动力。推动建立市场化的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和转化应用新机制,优化科研项目预算管理。建立完善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制定人才入股、技术入股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提高科研人员特别是主要贡献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收益比例,激发创新活力,打造数字经济人才聚集高地。

6.强化数字经济人才管理。政府牵头制定数字经济人才发展规划,建立数字人才需求目录和人才数据库。与此同时,持续强化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广电、信息通信等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人才引培和认证工作。

7.加强政策支持和保障。响应国家号召及市场发展趋势,加快出台数字经济人才专项政策,政府带头发挥作用,积极引进与培育数字经济产业人才。探索设立数字经济人才专项基金,吸引社会资本、风投资本参与,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引才专项基金运作模式,在运营架构、管理模式、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

从实操层面来看,数字经济人才建设工作通常由地方的科技部门牵头,并在企业招引、人才引培和重点项目落地过程中与科技局、工信局、发改委和大数据局等相关部门紧密协同。然而,由于科技部门对数字经济的特征认识不够清晰,导致很多人才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出现诸如持续性的人才招引困难、人才外流、科研载体建设流于形式、科技创新激励措施贫乏等现象。

在此背景下,如何厘清人才工作思路,结合先进区域的经验和自身实际,盘活现有产业资源,是地方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建设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数字经济人才建设的新思路

人才建设是各级地方政府落实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建设离不开企业、产业政策和产业载体等要素,更离不开海量数字经济人才的招引、培育和留用。数字经济本身具有多学科交叉特性,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工作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计算机、数学、统计学等复合知识背景,而诸如智能制造、精准营销和金融科技等工作则对员工在制造业、营销和金融业的从业经验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数字经济的这种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对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人才的高度依赖,特别是经验丰富、视野广阔的高层次人才。

各级地方政府破解数字经济人才供需失衡问题,应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协同发力。当前,多数政府紧盯数字经济人才的“供给侧”,缺少对“需求侧”的管理思维。

数字经济人才的“需求侧”管理

“需求侧”管理与各地政府的数字经济产业定位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应充分结合地方实际,选定拟发力的关键产业环节,次第布局。当前,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较适合布局发展“数字产业化”,其他二、三线城市则应更多结合自身实际,侧重从“产业数字化”层面发力。然而,综观当前各地政府发布的数字经济类规划、行动方案和实施意见,多数政府对产业大而全的诉求压过了因地制宜的实际能力考量,倡导“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并举的地方政府比比皆是。

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并不适合大力布局“数字产业化”,如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这类产业本质上隶属于“楼宇经济”,对区域人才的集聚度要求很高。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方面没有产业基础,另一方面缺乏对人才有效的吸引力,难以满足人才方面的供给。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才外流、人才留用难,投入建设的产业载体空间流于形式,或成为空壳或填塞非相关企业,浪费政府有限的资源。以山东省为例,省内适合于布局新兴数字产业的仅有济南和青岛,其他地市在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地理区位上的劣势使其难以参与竞争,而青岛和济南自身也面临来自一线城市的严峻竞争,在人才招引、培育和留用方面捉襟见肘。

多数二、三线城市应更多从“产业数字化”角度挖掘创新点,结合本地的优势传统产业,引入数字经济相关技术和人才,以“降本增效”为核心,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拓展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和个性化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还可以紧密围绕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浪潮,在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等领域持续加大信息化投入,遵循“底层平台和数据依托大厂,配套顶层应用开放招标”的思路,来助力本地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数字经济人才的“供给侧”管理

“供给侧”管理侧重于解决数字经济人才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问题,满足地方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实际需求。人才的供给数量可以从“专业教育”和“企业培育”两个角度来拓展,人才的供给质量则可以通过整合产学研多方资源,提升人才创新能力。

1.强化专业教育,提升人才输出数量和质量

鼓励高等院校(含高职)在“数字经济”类专业申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健全完善并出台相关专业课程设置和培养体系,支持相关院校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师资力量储备;鼓励高等院校联合龙头标杆企业,开设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课程和培训,支持高年级毕业生赴企业参加技能实训;鼓励头部院校加强硕士和博士等人才培养力度,以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招引。

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设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下文简称“产研院”),参照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创新模式,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制度创新,并行提升数字经济人才输出质量。在数字经济领域,产研院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加速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为核心,设立数字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集成创新项目,加快市场与技术的对接步伐。数字经济研究所可实行“一所两制”,同时,设立在高校院所运行机制下开展高水平创新研究的研究人员和独立法人实体聘用的专职从事二次开发的研究人员,实行两种管理体制,重视合同科研成果,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促进高校院所研究人员创新成果向市场转化。与此同时,面向海内外招募数字经济领军人才担任项目经理,赋予项目经理组织研发团队、提出研发课题、决定经费分配的权利,集中资源,攻克重大关键技术。此外,授予研究所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处置权,鼓励研究所让科技人员更多地享有技术升值的收益,通过股权和期权等方式,调动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积极性。

2.激发“企业大学”在人才培养中的活力

鼓励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在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性。企业对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主要从“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訓”两个角度展开,大型企业通常会设立“企业大学”部门来专门承接此类业务。当前,大型企业和龙头企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典型的企业大学包括:海尔大学、华为大学、新华三大学、京东大学、阿里云大学、中科曙光大学、360大学等。

企业大学高度重视内部技术人才培养和技术文化打造,聚焦内部员工成长和团队成长。企业大学常态化地开展各类专题培训,邀请业内专家开展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分享;定期维护相关的“公众号”平台,打造企业独有的技术影响力;定期主办公司级的“技术大会”和“技术文化节(如1024程序员节)”,总结沉淀优秀案例;不定期围绕公司内部技术痛点开展各类“产品创新挑战赛”,面向高校或公司内部,挖掘培养优秀人才和团队,激发创新。

企业大学既是拓展业务的有效工具,也是联络产业人才,激发人才创新的重要载体。

在与政府合作层面,企业大学是良好的沟通桥梁,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招引落地实体企业,还可以不定期开展相关领域的培训、合作和授课,带动地方人才的培养。

在与客户合作层面,企业大学是维护产业资源的有力方式,企业大学可以广泛连接到国家战略、产业发展、技术前沿和实践应用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一方面为客户展示全方位的产业动态;另一方面有助于深挖客户需求、迭代优化产品体系,创造更多产业机遇。

在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层面,企业大学的主要工作可以分为两类。

1.通过参与各类国家级项目(如教育部“百校工程项目”“协同育人项目”),资助高校开展新工科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改革、师资培训、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知识、产品、技术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

2.围绕产业关键技术,和高校及职业院校开展协同创新,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和高校及职业院校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速共建产业技术联合实验室,共同申请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强化专项课题合作,与院校共同将创新成果转化成教学资源用于人才培养。

在市场化运作方面,部分企业大学(如华为大学等)会有一系列与产品紧密相关的培训和标准认证服务,这类服务从侧面以市场化的形式带动了人才培养。

作者:杨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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